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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海藥物所的目標已經轉變為做面向創新藥的基礎研究，”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藥物所研究員蔣華良在接受專訪時表示，在新藥創制上，中國的基礎研究尚且薄弱，更需要科研機構、醫院臨床、企業等各方力量的融合合作。

在蔣華良看來，中國原研藥基礎研究薄弱主要體現在原創技術、理論的不足，而科研機構恰恰應是做原創技術和理論的主力軍。

“在很長時間內，國內科研機構的基礎研究都止于發表論文，沒有深入下去，”蔣華良指出，研究進一步深入需要與產業相結合，“企業通常無法去做最原始的理論和技術研究，但企業站在產業前沿，對基礎理論和技術應向什么方向發展最為敏銳，這是互不可缺的關系。”

不僅如此，產業與科研的緊密融合更加有助于形成創新的良性循環。“一方面，企業在產業驅動下有能力聚集科研人才，有更強的意愿與科研機構合作，或投資設立研究所促進基礎研究；另一方面，科研機構有機會把握正確方向，深耕創新領域，助力產業進步。”蔣華良說。

因此他認為，在發展創新藥的道路上，一個地區應實現科研與產業并進。“一個有創新意識的大型企業，不僅可在需求上倒逼科研進步，資金上反哺基礎科研，同時可有目標地培養科研人才，如為高校學生提供新型治療方式的研發實驗機會等，因為有些實驗十分昂貴，僅憑科研院所力量是難以普及的。”

反之，原創基礎研究的發展可以加速企業創新藥研制，使企業掌握核心競爭力，讓中國的生物醫藥產業真正崛起。

蔣華良提醒，上海擁有最先進、種類最全的大科學設施集群和新藥研發平臺，基礎研究力量強，科創成果多，但作為創新策源地，如何進一步做好科創空間布局，在寸土寸金之地給予創新藥更多的產業化機會，培育出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型醫藥企業，也是發展原始創新的題中之義。

“在上海，什么力量都可以找到，都可以組合起來，這是上海做創新藥的一大優勢，”蔣華良說，在一個健康的創新生態中，科研機構能夠回歸面向新藥創制的原創理論與技術研究，將最重要的基礎科研環節夯實，同時也能與藥物研發緊密結合，共同發掘原創靶點、研制原創新藥。

他坦言，中國創新藥的發展起步較晚，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實行知識產權保護、設立“1035工程”開始，到“十一五”期間成為國家重大專項，經過三個“五年計劃”的著力發展，如今研發基礎設施建設已經比較完善，產業也開始從模仿型創新逐步走向原創新藥。

蔣華良表示，做創新藥基礎研究亦是對科研機構和科研人員的艱難考驗。一是科研機構應破除體制機制壁壘，以解決重要關鍵科學問題而非發表論文為導向，給予原始創新包容的環境，“因為原創科學本身就是圍繞一個目標無數次試錯的過程”。

此外，這個時代更應當尊重敢于試錯、甘坐冷板凳的科學精神，“這其中，國家的支持，政策的導向十分重要，上海科創中心的建設即是給了我們這樣的信心，”蔣華良說，我相信再埋頭苦干二十年，中國的“創新藥”一定能夠取得長足發展。

參考資料

【1】中國新聞網，專訪中國科學院院士蔣華良：原始創新必須將所有力量融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