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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夏，蘭州大學檔案館王秋林館長來合肥，參加在安徽大學召開的高校檔案工作會議。秋林事先給我打電話，說他正在參與編撰《我的蘭大——人物訪談錄》系列叢書。這次來合肥要拜訪劉有成先生。先生知道后非常高興，要留秋林在家里吃飯。那些年，凡蘭州大學來人，他都熱情接待。我陪秋林去劉先生家，先生關切地詢問了一些蘭州大學的人和事。之后，秋林架起隨身帶來的小型錄像機，開始采訪劉先生。對劉先生的采訪結束后，又把鏡頭對準我，他說還要和我談談。他提了幾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在劉先生的學生中，你跟隨他的時間最長。請你談談對劉先生印象最深的什么？”

讓我先從他回國說起。劉有成先生回國這件事一波三折，他和同期回國的留美學生經過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終于得到美國政府的許可，登上“威爾遜總統號”輪船，1954年11月29日離開舊金山，歷經20多天的海上航行，于12月20日晚到達香港，經九龍轉乘火車到羅湖。廣東省人民政府派員到羅湖迎接他們。當回到祖國母親懷抱的那一刻，他心情分外激動，徹夜難眠。在廣州短暫休整后，回到南京的家，見到闊別已久的妻子和岳母，第一次見到大兒子，先生去英國留學時他還沒有出生。

1955年2月到高教部報到，高教部的官員熱情接待他們，并安排他們在北京參觀學習，等待工作分配。他是從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出國的，他的老師高濟宇教授希望他回到南京大學工作，南開大學動員他去南開工作。他本來可以有多個選擇，但是他說：“我日思夜盼地回國，就是為了報效國家，我愿意服從組織分配，服從國家需要。”當高教部綜合教育司司長和他討論工作安排時，建議他去蘭州大學任教，他欣然接受。回家后動員妻子辭去南京師大附中的工作，帶著妻子、兒子和岳母去了蘭州。

那時從南京去蘭州的旅行之艱難，今人難以想象。當時從南京到蘭州沒有直達車，途中要轉幾次車，在西安轉車就等了兩天，加上火車行駛緩慢，他們1955年4月5日離開南京，4月20日才到達蘭州，花了整整半個月時間。南京已經春暖花開了，蘭州還飄著雪花。舉目望去是光禿禿的山巒，滔滔黃河穿城而過，市區沒有高樓大廈，電燈尚不普及，交通工具是馬車，馬車行駛在塵土飛揚的土路上。這座西北重鎮百廢待興。一個在南方長大，又在英美生活了10年，與家人團圓于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義無反顧地來到蘭州，來到蘭州大學。

劉先生一家被安排在蘭大萃英門校區的平房居住，室內沒有衛生間，用水要到黃河邊去打，打來的黃河水要加入明礬，待泥沙沉淀后才能使用，做飯取暖都要燒煤爐，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工作條件更加艱苦，實驗室在一座叫做天山堂的四層小樓里，沒有自來水，沒有煤氣，沒有冰箱，沒有烘箱，沒有通風設備，加熱要用煤油爐或酒精爐，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他開始籌建實驗室，夜以繼日地工作，爭分奪秒地把科研工作開展起來。他早期的研究課題之一是硫醇對苯乙炔的加成反應，實驗是他和剛從蘇聯留學歸來的王序昆老師一起完成的。據王老師回憶，實驗室兼做劉先生的辦公室，因為沒有通風櫥，也沒有任何防護設備，硫醇的臭味在空間彌漫，使人喘不過氣來。她勸劉先生去室外呆一會，劉先生堅持不去。就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他們一絲不茍地操作，一步一步地把實驗完成。這項研究成果發表在《中國科學》上，受到同行的高度評價。到蘭大工作的第二年他被聘為教授，并出任有機化學教研室主任。

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國在玉門、克拉瑪依等地找到石油，根據國家的工業布局，蘭州是石油化工中心之一，國家急需石油化學人才。他擔任有機化學教研室主任之后，提出把有機化學專門化方向確定為石油化學，親自到北京、大連等地的石油研究部門調研，為成立石油化學專業做準備。經過緊鑼密鼓的籌備，于1957年招收了首屆石油化學專業本科生。這是一門新興學科，沒有現成的培養模式，沒有現成的教材，沒有能講專業課的教師。他親自承擔了兩門專業課（《有機結構理論》和《石油化學》）的教學任務。其中《石油化學》課，他花費了大量心血，收集資料，編寫講義。經過精心準備，為首屆石油化學專業的學生順利開出這門課程，為國家培養出石油化學的專業人才。這批學生畢業后進入石化行業，成為科研和工程骨干。與此同時，積極開展與石油化學相關的研究，用石油氣聚合合成高分子材料，合成新型潤滑油添加劑，提高航空潤滑油的品質，為航空潤滑油的國產化做出了貢獻。

1958年國家科委號召科技人員開展有機半導體的研發，劉有成先生聞風而動，組織科研力量，帶領年輕教師查閱文獻，制定方案，反復研討，反復論證，反復試驗，終于合成出合格的聚苯乙炔。經中科院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檢測，認定其具備有機半導體的性能。

從1957年起，他擔任化學系主任，為蘭州大學化學學科的發展殫精竭慮。在以他和朱子清、黃文魁、陳耀祖等為代表的蘭大化學系的教師們堅持不懈的努力下，到上世紀60年代初期，蘭州大學的化學學科已經躋身國內先進國際知名的行列。正當他們雄心勃勃大顯身手的時候，一場狂風暴雨突然襲來，“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蘭州大學成了重災區。

他是系主任，又曾留學英美，首當其沖成為“革命對象”。“造反派”把他押去批斗，強迫他跪在棱角鋒利的煤渣上，逼他交代所謂“間諜”罪行。他們的邏輯是：你在美國生活優越，為什么要回國呢？不就是受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指派，潛入國內作間諜嗎？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羅織罪名的伎倆之拙劣，令人發指。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實，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劉有成先生1948年在英國利茲大學研究生畢業，獲得博士學位后，去美國西北大學做博士后研究。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了，聽到這個消息，他們欣喜若狂，心想報效國家的機會來了！他立即準備回國，幾經周折聯系到政務院歸國留學生事務委員會，該委員會給他回信，歡迎他回國。于是他辭去西北大學博士后研究員的工作，訂了1951年10月從舊金山去香港的船票，就在準備乘火車從芝加哥去舊金山之際，由于朝鮮戰爭的緣故，回國計劃又添變數。他收到美國移民規劃局駐芝加哥辦事處的通知：根據美國國會1918年5月通過的法案，你不得離開美國國土。如果企圖離開，將處以5000美元罰款，或5年徒刑，或二者并罰。他的名字上了黑名單，被發往各個出入境口岸，護照也被收走。

這一紙通知書猶如晴天霹靂，斷了他的回國之路，令他既難過又憤慨。他找到美國移民局駐芝加哥辦事處質問：“我是中國人，為什么不能回自己的國家？”

“You are ordered to stay in the United States.”（這是命令，你必須呆在美國）移民局的官員冷冰冰地回答。

回國無望，心情苦悶，萬般無奈，又轉往芝加哥大學，師從M. S. Kharasch教授，開展自由基化學研究。在此期間，他加入了留美學生愛國組織“留美科協”，在一次科協活動時，聯絡人傳達了國內的消息，希望留美學生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他再次受到鼓舞，回國的熱情再次燃起。但是，美國移民規劃局對他的監視和控制依然很嚴，要求他每個月必須按時報告：你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去過什么地方？1953年朝鮮停戰后，他向移民規劃局數次提出回國申請，均遭拒絕。直到1954年4月，在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總理據理力爭，要求美國政府解除對中國留美科技人員的無理限制。美國由于面臨其它棘手的外交問題，在這件事上做了妥協，同意讓部分留美科技人員回國。他終于盼到了回國的機會。

這就是事實，這就是歷史。“造反派”頭頭門還有什么話要說嗎？他們理屈詞窮，但他們什么都不愿聽，什么都聽不進，他們就認定劉有成是“間諜”。如果不交代不承認，就繼續批斗，日夜審訊。

一次批斗會上，“造反派”骨干質問他：“你是不是美國間諜？”

“不是！”他回答說。

“你到底是不是？”

“不是！”

“你還嘴硬，敢說不是！”于是就扇他耳光，左右開弓，下手狠毒。這罪惡的耳光給他留下后遺癥——聽力嚴重下降，幾近失聰，后來的歲月只能與助聽器為伴。

這宗冤案耗時多日，終被否決，還他清白。

我和先生共事三十多年，除了工作關系外，兩家人的關系也十分密切，我們在一起交談很多，話題也很寬泛，但他對“文革”中遭受的不白之冤，人身攻擊，侮辱和委屈，從不提及。后來，當傳記作者和他談話，想挖掘那段經歷時，他只說“‘文革’耽誤了我們許多寶貴的時間，很多事情沒有做成。”當將進一步向他了解有關事件和細節時，他說：“比起國家蒙受的巨大損失，我個人的得失算不了什么。”是往事不堪回首呢？還是高風亮節呢？兩者兼而有之，更多的是后者。師母快人快語，對先生在“文革”中遭受的批斗憤憤不平，偶爾抱怨幾句，他就這樣勸她：“都過去了，不說了。”是啊！都過去了，聽起來風輕云淡，實則字字珠璣，落地有聲；都過去了，鳳凰涅槃，浴火重生；都過去了，胸襟開闊，眼界高遠。都過去了，他徹底放下了！放下了那段苦難的歲月，放下了曾經揮之不去的陰霾，放下了對他的誣陷，放下了對他的傷害。他放下過往的痛苦，輕裝上陣，時不待我，疾步前行，去迎接明天的太陽，去迎接科學的春天。

“文革”結束后他恢復了自由，恢復了工作，恢復了職務，也恢復了信心和勇氣，決心把“文革”造成的損失補回來。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召開，科學的春天來到了！他深受鼓舞，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學、科研和管理工作，組建了物理有機化學研究室，形成以楊第倫、江致勤、劉中立、雷學工等中青年教師為骨干的科研隊伍，開展以自由基化學為主要內容的科研工作。在他的帶領下，物理有機化學研究室創新成果不斷涌現，氮氧自由基、生物抗氧化機理、新型碳-碳鍵引發劑、酰基過氧化物分解動力學等課題出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論文發表后，受到科學同行的高度關注。國內外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紛紛邀請他去作報告，介紹蘭州大學自由基化學的研究成果。蘭州大學的自由基化學在國際上有了一席之地。1985年劉有成教授和加拿大皇后大學J. K. S. Wan教授共同發起在蘭州舉辦“國際自由基化學研討會”。那年9月，金秋時節的蘭州，皋蘭山下，黃河之濱，迎來一大批全球頂尖的自由基化學家，一起交流自由基化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共同討論自由基化學的發展方向。會議取得豐碩成果，為改革開放以來西北地區中外科技交流開了先河。

劉有成先生與朱子清、陳耀祖、賈忠建、周耀坤等教授密切合作，籌建應用有機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后更名為“功能有機分子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1987年實驗室建成，他成為首屆實驗室主任兼學術委員會主任。蘭州大學應用有機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既產出科研成果，又培養人才，為蘭大化學學科的發展，乃至整個學校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劉有成先生在蘭州大學一干就是39年，為蘭州大學做出了巨大貢獻。

先生在蘭州大學建立的功績，蘭州大學沒有忘記，甘肅人民沒有忘記，甘肅省領導沒有忘記。

在先生80歲生日和90歲生日時，蘭州大學領導和師生代表前往中國科技大學，兩校領導、同事和學生一起共慶華誕，歡聲笑語，場面十分熱烈。2001年時任甘肅省省長陸浩同志來合肥參加會議，在會議日程很緊的情況下，抽空到家里看望他，給他帶來甘肅人民的問候。陸浩同志轉任全國人大工作后，一次來安徽省檢查工作，得知劉先生因病住院，他輾轉找到我的電話號碼，取得聯系，從繁忙的公務中擠出時間，專程到醫院探視。對此，先生十分感動。

1994年春，劉有成先生調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工作，我作為他的助手，同時調入科大。從此，在科大校園里，人們經常看見一位滿頭銀發，神采奕奕，衣著整潔，步履穩健，行走在通往化學樓、通往圖書館、通往學術報告廳的路上，見了人總是微笑著點頭致意的長者。人們把這位可敬可愛的老人和他的行走路線稱作一道“美麗的風景”。

到科大后，谷超豪校長會見并招待我們，谷校長希望劉有成先生對科大的化學，尤其是有機化學發揮引領作用。那時科大的有機化學教研室只有幾個老師，要承擔全校化學、生物、地學、少年班等專業的有機化學課程教學，科研基礎比較薄弱。劉有成先生沒有辜負學校領導的重托，和教研室的老師們密切合作，吸收兩位年輕教師參加他的研究項目，支持其他老師的工作，同時籌劃引進人才。還通過他廣泛的社會聯系和學術影響，邀請國內外知名教授前來交流，加快科大有機化學發展的步伐。劉先生了解到香港科技大學化學系吳云東教授（后當選中科院院士）開設了《理論有機化學》課，就邀請吳教授來科大給研究生講這門課。吳教授愉快地接受了邀請，并且利用他的休假時間，來科大講授這門課程，效果非常好。不僅如此，吳云東教授還協助劉有成先生指導研究生，并與龔流柱、王官武等年輕教授開展合作，取得多項研究成果。這樣的例子很多，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林國強院士在科大為研究生講授新課《不對稱合成》，深受學生歡迎。科大有機化學的發展和進步得益于許多像吳教授、林教授這樣的著名化學家的支持和幫助。

中科院院士、時任中科院感光化學研究所所長、科大校友佟振合先生對系主任俞書勤教授說：“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把劉先生請來了。母校的有機化學大有希望！”

佟先生的預言成真了！在劉有成先生的指導下，有機化學教研室的全體教師通力合作，在物理有機化學、有機合成化學、綠色化學等領域開展研究，取得一批重要成果，獲得省部級、國家級科技獎勵多項，有機化學專業先后被評為安徽省重點學科和全國重點學科。同時錘煉出一支以中青年為主體的朝氣蓬勃的教學科研隊伍。科大有機化學進入了全國先進行列，劉有成先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8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迎來50周年校慶，劉有成先生拿出他個人積蓄30萬元，捐給學校，設立“劉有成獎學金”。他對校黨委書記郭傳杰教授說：“我本人從上小學、中學、大學、到留學英國，都是靠獎學金資助才完成學業的，我深知獎學金對一個來自貧困家庭學生的重要性。”是的，1931年他小學畢業后，考入舒城初級中學，因為交不起學費輟學一年，在家放牛，王仁峰校長得知原因后，免除了他的學費才得以復學。在回憶這段經歷時，他幽默地說：“要不是王仁峰校長，我可能要放一輩子牛。”初中畢業后，同時考取廬州中學和廬州師范，因為師范免學費，他就上了師范高中部。廬州中學校長李蔚堂愛惜人才，為他提供獎學金，遂轉入廬州中學。上大學期間靠政府發放的貸金維持生活，后來考取英國文化委員會獎學金出國留學。他的求學生涯與獎學金結下不解之緣，他一心要回報社會。

劉有成先生治學嚴謹是出了名的。我的大學《有機化學實驗》課就是他教的（在《我和我的學校（三）蘭州大學》中有記述），后來做了他的研究生，他經常來實驗室考察我們的實驗操作，查看實驗記錄。每一項研究工作涉及的實驗細節和數據都要經過仔細核對，反復驗證；每一篇論文都要逐字逐句推敲，反復修改。他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殊不知他對自己要求更加嚴格，以至于達到苛刻的程度。他打算寫一本自由基化學的專著，前期做了許多準備工作，列出大綱，由我和張發博士分別為他收集整理素材。他自己撰寫書稿，寫好初稿就交給秘書打印出來，在打印稿上再修改。然后再打印，再修改。據我所知已經修改了五六稿，但他仍然不夠滿意。所以沒有提交出版。他本該留下一本專著，即便有那么一丁點不完美，但他不這樣想。

那些年本科畢業班的學生申請去海外讀研比較流行，有些學生請劉有成先生寫英文推薦信。凡是劉先生同意推薦的，都是比較熟悉的，有必要時他會找任課老師和班主任了解情況。他寫推薦信認真負責，行文規范，簽名工整美觀大方。一次，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收到一個學生的申請材料，其中有劉有成教授的推薦信。中文大學一位熟悉劉先生的教授看了這封推薦信，斷定不是劉先生寫的，因為簽名不像。后來經劉先生確認，果然不是出自他的手筆。

他在科學上十分嚴謹，生活中同樣嚴謹。從蘭州搬家到合肥后，整理行李時，發現一個計算器，他說：“這是蘭州大學的公共財產，離開蘭大了就應該交回去，不能據為己有。”為此專門委托研究生王為把這個計算器交到蘭大校產處。他是一名1957年入黨的老黨員，他的組織觀念極強，組織生活按時參加，黨費按時超額繳納；學校、院系通知他參加的行政會議、學術會議，他總是提前到場。

2013年1月5日，中國化學會副理事長程津培院士和佟振合院士、吳云東院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化學部杜燦屏處長一道專程來合肥，為劉有成先生頒發“中國化學會物理有機化學終身成就獎”。到目前為止，獲此殊榮的僅兩位化學家，另一位是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的蔣錫夔院士，他們為我國的物理有機化學做出了卓越貢獻。

在生命的最后幾年，先生的心肺功能出現了一些問題，還發生過一次下肢骨折，幾次住院治療，受了許多苦。住院期間我常去病房看望，一方面陪他說說話，另一方面向醫生了解治療情況。一天，他在病床上對我說：“我寫了個遺囑，你也是我的遺囑執行人。”一聽到“遺囑”二字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情沉重起來。我想把話岔開，還沒等我開口，他接著說：“我沒有什么錢，原有的一點積蓄捐給學校設立了獎學金。兩個兒子早就自立了。還剩下一點錢，我打算這樣安排……”他說了3個人的名字，要把這筆錢分別留給他們。這3個人我都認識，是先生認為需要幫助的人。直到生命的晚期，還一如既往地關愛他人。

2016年1月下旬，《一生執著自由基——劉有成院士訪談錄》的樣書（作者：張志輝、劉培、龍瀛；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送到他的手中，這本書以口述歷史的方式，再現了他光輝的一生。他仔細地翻閱，會心地微笑。他感到滿意，感到欣慰。

1月31日合肥地區下了一天一夜的雪，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校園白茫茫一片。那道“美麗的風景”在校園里消失了，消失在潔白無瑕的雪花中，幻化為無邊無際的美景。這天，劉有成先生與世長辭，但他的精神長存，他的事業長存。如今他培養的學生分布在世界各地，在各自的單位擔當重任；“劉有成獎學金”資助的學生，一個個順利完成學業，在各自的崗位上建功立業。

桃李無言，下自成蹊。

當王秋林館長問我“對劉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時，我的回答是：“無私奉獻，治學嚴謹。”這是他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作者簡介：郭慶祥，甘肅文縣人，化學教授，先后在蘭州大學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工作。退休后讀書品茗，含飴弄孫。當受到生活或書籍的啟發，有所感悟時，便用文字記錄下來，與朋友們分享。）

參考資料

【1】百家文化藝術，【全民閱讀】百年劉有成 || 郭慶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