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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化學家陳新滋:千金難買少年窮

來源:鳳凰衛視      2020-08-13
導讀: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校長。催化劑、抗癌藥、環保材料,他的各項研究正改變著你我的生活。16歲,他每天工作10小時。50年代初期,陳新滋出生在廣東的一個普通家庭。1966年,16歲的他孤身一人從廣州去了香港。為了成為插班生,陳新滋白天在一間工廠做普工,每天工作10個小時,工作之余,他用“最笨”的方法,背詞典,來攻克英文的難關。兩年過去,他在全港會考時考中狀元,獲得了出國留學的機會。時代巨變下,他從一個沒學可上的初中生,變成全港“狀元”,成為大科學家。

 對話陳新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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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新滋:當時會考我考了第一名,現在想來也是有點不可思議。

田川:那您是怎么克服困難的呢?

陳新滋:要很努力。就是靠努力,我其實不聰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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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畢業照(第一級臺階最右為陳新滋)

陳新滋:考完會考,我成績蠻好的,也考上了中文大學,所以我當時的選擇蠻多的。但我希望可以擴寬自己的眼界,就選擇去日本留學了。去日本留學是辛苦的,因為我在內地出生,所以申請到簽證比別人要晚。別人9月已經正常開學了,我11月才拿到簽證。我到學校的時候,大家已經學完半個學期的課程了。上課教的是日文,我去的時候字母都還沒弄懂,所以一開始就很辛苦。但語言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否則你根本不可能在日本讀大學,我就千方百計的想辦法。有個理論說,你睡覺的時候,潛意識對環境是知道的,所以我就戴著耳機聽日文睡覺,半年以后,我夢里跟人家聊天都是講的日文。

在日本的四年,慢慢跟上進度后,陳新滋又逐漸成為理學院最好的學生。

大學畢業時,學校里兩位來自芝加哥大學的老師,推薦他去美國讀博士,他又作出決定,從日本前往美國。

陳新滋:我們那個年代,就算是香港,老百姓還是困難的。最初,大學只有香港大學,后來加了中文大學,也只有5%的人能上大學,所以能夠到國外讀書的人,還是比較少的。我大部分到國外讀書的朋友,都在餐廳里洗過碗,他們叫“洗大餅”。我也做過服務員,還犯過很多對當時來說是錯誤的事情。

田川:您還記得發生過什么事嗎?

陳新滋:假如客人不多的時候,我就看書。這是不對的,因為你是服務員,就應該盯住每一個客人,看到他們有什么問題就馬上幫忙解決。還有就是中文“書”和賭博“輸”同音,所以假如老板喜歡賭博的話,他肯定不高興你這個家伙老看書。老板就會說不要看“book”了。

田川:他都不會講“書”。

陳新滋:對,所以如果你問我該不該看書,我覺得不該。但沒辦法,我沒有別的事情做,就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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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新滋與妻子、兒子在美國圣路易斯

陳新滋:我認為,窮是很好的人生經驗。以前有人說過,“千金難買少年窮”。小時候窮是一件好事,你就會知道,物質生活是有一定價值的,你想去創造出這個價值,就會比別人更用功來做事情。像我們的小孩,他就沒有這個概念,但沒有這個概念是好還是不好,我也不能說。他們有他們的好,不需要擔心沒有錢,不需要去做服務員,有更多的時間去想他的問題,或去認識這個世界,那也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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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州到香港,香港到日本,日本到美國。巨大的時空轉換中,這個曾經面臨失學的孩子,逐漸認識著這個世界,也許是因為兒時的苦日子,陳新滋最在意自己的研究是否“有用”,他想讓人們吃飽穿暖,過更好的物質生活。

陳新滋:我們做工作不是為了拿諾貝爾獎,我們應該考慮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好,讓它以后可以變成生產力。為了拿獎而工作,我覺得那是一個痛苦的工作。研究做好了,可以幫到很多人,是很快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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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川:您覺得科學家為什么不能當明星,像偶像一樣被大家追逐?

陳新滋:我們的定位不一樣。明星是面對大眾工作,他們一開始的定位,就是需要讓更多人認識他們??茖W家都是在自己的環境里工作,不需要被很多人認識。而且我認為,大多數科學家可能不會很想要出名,他們還是希望集中精神在實驗室,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研究做出來,然后跟更多人享受研究成果。

田川:您會更希望更多人知道您在做什么事情嗎?

陳新滋:我覺得最重要是能夠出來結果,讓更多人都用上,那時自然也會有很多人知道你了。結果沒出來前,很多人認識你,沒有特別的用處

不“真”?其它再好也沒用

2015年,陳新滋從香港浸會大學校長的職位上退休,他來到廣州,成為中山大學藥學院的教授,過上了廣州、香港兩地跑的生活。

我們見面的這天下午,他剛剛從香港回到廣州,未來幾天,他還要頻繁地奔波于幾個城市之間,參加會議和學術活動。

陳新滋:我是一個不斷學習的人,只要我的腦筋還能動,嘴巴還能說,我就可以工作。我們不會退休的,一定會工作到最后一天。

步入70歲,陳新滋的生活依舊圍繞著“科研”和“教學”這兩個關鍵詞展開。

“將科研成果產業化才最有價值”是陳新滋最常提及的一句話。

陳新滋:不同的團隊做不同的事,中山大學醫藥學院主要是做藥,除了藥,化工我們也做很多。比如跟空調制冷劑有關的氟化工我們都做,再比如不沾鍋。

田川:您特別講究實際的應用,這是您自己的一個要求嗎?

陳新滋:做科學的人都希望追尋真理。我們通常叫“真、善、美”。“真”,就是要證明這個理論它是對還是不對?!吧啤?,研究做好以后有沒有用,會不會幫到別人。假如你做完只是自己高興,也可以,但如果你能幫到很多人的話,就更好,那是很善。我認為科學的“美”,就是很完美,做完以后會覺得整個工作都很完美,沒有漏掉什么東西,那就達到我們最高的要求了。但三個都要追求不容易。科學求真是最重要的,不對的東西,就算你說它很美,到最后不是真的也沒用

如果說在科研上,陳新滋早已功成名就,那在教育領域,他依舊是一個探索者。“創意”就是這場探索的關鍵詞。

就任香港浸會大學校長未滿半年時,陳新滋公布了學校十年大計,他建立了創意研究院,提出將“創意” 貫穿浸大未來十年的發展。

田川:您覺得創意的能力有多重要?

陳新滋:創意你一定要做,有很多人只是空想。我很多朋友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他想到就馬上去做,然后他就成功了。我一個拿了諾貝爾獎的朋友就是這樣,他想到一個問題后,馬上回實驗室做,三個月以后研究出來了,其他人覺得他很厲害就跟著做,結果就變成了我們現在重要的手性催化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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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國同事在科羅拉多滑雪

(陳新滋左二,好友威廉·諾爾斯左四)

這個拿到諾貝爾獎的朋友,是美國化學家威廉·諾爾斯,他是陳新滋多年的同事,更是他的良師和摯友。

陳新滋:威廉·諾爾斯很聰明,我們一起去滑雪,我40歲,他七十幾歲。假如在比較平的斜坡滑,我們因為年輕肯定比他快,所以他就帶我們到最難的、一個個雪堆連著的地方滑。你不懂的話,就會在上面跳來跳去,我一看就嚇到了,不敢滑了。然后他就告訴我們,其實不難,慢慢沿著坑滑就可以。任何很難的問題,都跟滑雪一樣,你看上去覺得害怕,但假如掌握了技術,不要太快,慢慢走,那還是很安全的。每天都有困難,這條路走不通,就找另外一條路走,都不通就走第三條路,總有一條路可以走通的。我認為世界上每一個難題,都有它的解決方法,我們的化學工作也一樣。不要一開始就想,這個很難絕對做不了。把它拆成幾步,一步步走,也是可以走到成功那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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