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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承業上海有機所供圖

1943年初，東北大學經濟系的學生袁承業作了一個決定，退學重新備考化學專業。

半年前，18歲的袁承業以第一名的成績取得東北大學化學系的保送名額。為了檢驗自己的學業基礎，他又參加考試，考上了當時最難考的經濟系。沒想到，由于學校突然取消了保送名額，袁承業沒有被心儀的化學系錄取，而是來到了經濟系。但他始終割舍不下對化學的熱愛。

1944年，袁承業考上了國立藥學專科學校（中國藥科大學前身），終于成為一名化學系的學生。往后的時光里，盡管偶有幾次偏離路線，但袁承業堅定地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專注化學研究的路。他帶領的研究小組為提取原子彈所需的鈾-235作出了重要貢獻，并為國家開創了萃取劑化學研究領域。

2018年1月9日，中國科學院院士袁承業因病去世，享年94歲。2024年9月12日，是他的百年誕辰。

宵分廢寢

1951年夏天，作為我國首批公派留學生之一，袁承業前往蘇聯，在莫斯科全蘇藥物化學研究所從事抗癌藥的研究。

在此之前，即將出國深造的全體留學生到北京集中，并聽取了國家領導人的報告。報告中提到，培養一個留學生，每年要花費的費用，大概要好幾百個農民一年的生產才能夠供養。這句話給袁承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臨出發前兩天，周恩來總理在北京飯店專門為留學生舉行了餞行冷餐會，勉勵大家安心在蘇聯讀書，不用擔心國內的事情。

感動于國家的支持和關懷，在蘇聯的4年間，袁承業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學習和工作。袁承業每天都是最后一個離開實驗室的，有時候要到凌晨兩三點。那時公交車早就停運了，他只能走回住處。

由于實驗室絕對禁止吃東西，袁承業深夜回到宿舍后，還得自己燒飯。他把牛肉切成一塊一塊，和面條一起煮上一大鍋，就這么吃了幾年。

在蘇聯養成的工作習慣，袁承業堅持了一輩子。

丹心許國

1956年9月，袁承業被調入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以下簡稱上海有機所）工作，很快在藥物研究上取得了系列進展，包括多肽合成、電離輻射防護藥物、防毒浸漬劑等。這時，他已小有名氣。

1960年前后，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援建協議，撤走了專家，并帶走了所有的技術資料，建設中的廠礦處于全面停工狀態。在現場，袁承業和同事們只看到一些萃取塔，誰都不知道到底要用什么萃取劑。

制造原子彈需要用到一種鈾的同位素鈾-235，但其在天然鈾中的占比僅為千分之幾，因此需要先把鈾從礦石中冶煉出來，再通過連續擴散，把氟化鈾-235與氟化鈾-238進行分離和濃縮。這個過程，必須通過合適的核燃料萃取劑進行萃取。

“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責任！”袁承業毅然從已取得良好進展的氨基酸與多肽合成藥物研究中抽身，組建并領導核燃料萃取劑研究團隊。最初，上海有機所的多數研究員并不了解萃取化學。為此，袁承業帶領團隊進行了系統的文獻調研和梳理，并專門邀請中國科學院院士、被譽為“中國稀土之父”的徐光憲到上海進行為期10天的系列講座，介紹與萃取機理相關的各類知識。

為確保研究工作有序進行，袁承業提出“仿中有創，趕中有超，先易后難，專業配套”，將團隊分為幾個小組，多路同步探索幾類萃取劑的研制，很快研制出P-204、N-235和P-350等萃取劑。

但這些只是實驗室的產品，是否有用還需要經受實際應用的考驗。在袁承業的帶領下，研究團隊奔赴全國各地的礦山、工廠進行萃取法實驗，從東北到內蒙古、從云貴高原到甘肅戈壁，都留下了他們的身影。

“我們到東北做實驗一待就是幾個月。那時提倡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們睡在樓上，四五個人一間，冷得要命。吃飯和住的地方相距很遠，要爬過一個山頭，走半個鐘點才能到。”袁承業曾回憶說。盡管如此，研究組成員仍舊充滿了工作熱情和干勁。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一年多的艱苦攻關，研究組完成了核燃料萃取劑的研究任務。1964年1月14日，我國順利生產出符合標準的濃縮鈾-235。

中國科學院院士錢三強曾說：“提取鈾的萃取劑研究，在當時是對國防建設起關鍵作用的，沒有它，就提不出鈾。”

袁承業一直強調，核燃料萃取劑的研制工作離不開團隊的共同努力。多年后說起以前的工作，袁承業仍習慣用“我們”而不是“我”。他說：“近代科學研究已是一個很龐大的社會活動，需要集合很多人的專長及才智。”

踏遍青山

在多年研究生涯中，袁承業逐漸確立了“立足基礎，著眼應用”的原則。1972年，袁承業所在的研究室隨著核燃料萃取劑國防任務結束而“閑”下來。

面臨轉型，袁承業思考，如果國家經濟建設需要萃取劑，能否走出一條軍用轉民用的研究新路？在他的建議下，上海有機所抽調6名科研骨干，組成南北線兩個調查組開展社會調查。

1972年5月17日至7月9日，袁承業帶領北線調查組，歷時54天，走訪了多個省份的51個單位，總行程9227公里，得出了“國家建設很需要萃取劑”“萃取劑研究大有可為”的結論。兩個月后，南線調研得到了同樣的結論——國家在單一稀土生產、鎳鈷分離及銅的濕法冶煉等領域都需要萃取劑。

以此次調查為基礎，研究室最終確定以稀土、鎳鈷銅及貴金屬的分離與生產為課題，開展民用萃取劑的研究。

研究方向確定以后，袁承業全身心投入新的研究工作。在20多年的時間里，他經常帶領課題組人員深入生產一線。通過實踐考察，袁承業了解了生產中的大量信息，親自設計并領導課題組開展新型萃取劑的研究工作。他們通過幾百個化合物的合成和萃取實驗，找到了一系列性能更優良、品種更齊全的萃取劑，其中有11個品種實現了批量生產。

這些新型萃取劑在冶金等行業得到廣泛應用，在取得極大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同時，也為我國有色金屬資源保護和綜合利用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

晚年的袁承業仍時刻掛念著我國礦產資源的綜合利用問題。85歲時，他甚至還考慮去海拔3000米的青海鹽湖進行實地考察，后因身體原因才作罷。之后幾年間，他親自參加座談調研，參與編寫了《青海鹽湖資源綜合利用報告》，推動了我國鹽湖工業產業結構的調整。

紅燭照人

袁承業先后培養了40多名碩士、博士研究生。他總說，為國家培養合格的建設人才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只有這樣，我們國家的事業才能薪火相傳。

對于研究生的培養，袁承業有一套頗具實踐性的理念。袁承業十分反對將研究生當作勞動力使用、只讓他們分工完成某個大課題中的一小部分，因為這樣只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強調，要培養研究生獨立從事科學研究的工作能力，就必須讓他們完整、獨立地完成課題研究的全過程。

從確定選題到撰寫論文，在每一個環節，袁承業都把多年的研究經驗毫無保留地分享給學生，并對他們做人、做學問提出嚴格要求。

“袁先生很快就能指出哪些地方不錯、哪些地方做得不好，該批評的馬上指出來，非常嚴格。”袁承業的博士研究生王國洪回憶說。

但在學生的生活方面，袁承業則盡顯“慈父”本色。在物質缺乏的年代，袁承業經常邀請學生去他家中“加餐”。他出國交流訪問時，就把鑰匙給學生，讓他們住到家里。

有一次，袁承業還“多管閑事”，促成了一段姻緣。當時，袁承業發現一名學生的心情不太好，便馬上詢問緣由，原來是這名學生的身高有些矮，他女朋友的父親不同意兩人在一起。袁承業就給女方的父親寫了信，信中提到：“這個男孩子在我這里表現很好，品行很好，工作非常努力。”最后，這位父親改變了主意，兩人結婚后也一直非常幸福。

袁承業常常和學生說，科技工作者應當把自己做小、把事業做大，使自己成為國家事業的一部分。

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院長、上海有機所原黨委書記胡金波說：“袁先生為這些國家重大項目付出了很多心血，卻堅持名字不出現在項目書中，如此不計名利、一心為國的精神，為科研后輩在面對社會紛繁蕪雜的影響時，點亮了一盞指路明燈。”

《中國科學報》(2024-09-12第1版要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