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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科生物董事長牛洪森:中國新藥開發國際化的實踐者

來源:同寫意      2017-02-26
導讀:“我在美國跨國藥企做了多年創新藥研發,然后辭職創業,2014年偶然的機會進入到投資領域,這兩年主要以新型投資模式在幫助更多創新型biotech公司的創立與成長。”短短一段話,牛洪森概括了自己這二十余年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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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洪森 

麥科生物醫藥董事長兼CEO

先后在賽諾菲-安萬特和默克任資深科學家、研發主任,、全球CMC新藥研發團隊主席。2008~2011年任美國麥科羅夫醫藥技術公司CEO,從事國際醫藥開發和咨詢。 2011年回國創立麥科羅夫(南通)生物制藥公司,從事人重組蛋白和抗癌新藥新藥。2014年加入國鳴投資任醫藥創投基金董事總經理;創辦中美生物醫藥創業投資促進會和蘇比亞中美生物醫藥交流平臺。2015~2016組建上海麥科醫藥技術公司和藍石資本,從資本投資角度推動中國醫藥源頭創新和國際合作。曾多次作為嘉賓參加同寫意論壇討論。

從著名跨國藥企研發專家到一名創業者,從創業者再到做醫藥投資,他經歷了幾次身份轉變。無論是什么形式,他一直是個創新醫藥的追夢者,一直在做一個中國新藥開發和制藥國際化的實踐者和推動者。而他的豐富的經歷使得他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和高度來看待我們今天的醫藥發展,并利用自己的經驗在中美兩地創建一個適用于創新醫藥的投資創業模式。

 “創新學日本”

 牛洪森談到早在十年前就有了回國創業的想法。那時候中國的制藥環境比較混亂,97%的藥是仿制藥,中國是全球原料藥供應大國之一,制藥企業很少投入真正新藥的創制。他希望將來能以自己的專長為中國制藥國際化和醫藥創新發展做些有意義的工作。

 牛洪森在工作之余對世界和中國的制藥工業和新藥研發體系進行了較系統地研究。當時中國制藥界有一個著名的口號是“海外學印度,國內學海正”。牛洪森根據自己的體會曾寫過一篇文章提出“海外學印度,國內學海正”加上“創新學日本”的觀點。印度制藥在上世紀的20多年里走出了一條從大宗原料藥出口到成為提供歐美仿制藥的成功之路,海正則是中國藥企中以原料藥出口進軍國際制藥的成功典范。他介紹道,多年來中國制藥走不出國門,在國內主要是仿制藥的幾千家藥業就像是關在一個籠子里相互撕殺。那時中國制劑藥在國際規范市場還幾乎是零,國內醫藥創新的環境更是艱難。提倡“創新學日本”是因為早年日本從做me-too創新藥開始,逐步發展到成為在全球創新醫藥方面舉足輕重的地位,這對中國創新醫藥的一個很好地借鑒。那時很多新靶點和First-in-class原創新藥并不是日本發現和首先推出,但日本能很快地跟進研發出follow up的第二代第三代me-too創新。多年來世界上銷售最好的大藥排名前10名中總有三四個是日本人最早開發而通過授權由國際大公司成功推向全球市場。如今日本幾家大型藥企也已經成為能與其他跨國巨頭并駕齊驅的企業。

 牛洪森表示,這兩年我們欣喜地看到中國邁向現代化創新醫藥的步伐已經啟動,而今天正在走的也正像是20多年前日本和美國新型生物制藥曾走過的創新之路。中國已經出現了很多以創新為己任的新型Biotech公司和在創新研發方面有所作為的國內傳統制藥企業。這其中很多海歸或獨立創業或加入本土醫藥公司為中國新藥創新帶來了國際視野和新理念。

 他說,近幾年來全球生物醫藥領域取得了很多重大進展,尤其是在新靶點機制,抗體藥物,腫瘤免疫,細胞療法,基因技術等等,為中國生物醫藥的創新發展與投資提供了新的機遇。中國的真正醫藥創新才剛剛起步,很多企業和創業者還缺少資源和經驗。很多資本在健康領域過去可能更多地關注器械或診斷和醫療,對早期創新醫藥投資的認識和投入還遠遠不夠。中國制藥和創新應該有更大地國際視野,更多地地融入國際化制藥體系。創新醫藥投資不僅需要更多的專業知識和行業背景,更需要有新的理念。他指出“中國藥物創新已經處在了一個時代的重要轉折點,投資人應該能敏銳地抓住時代變革帶來的機遇。未來的20年內,中國會迎來一個新藥創新的繁榮,中國也將會成為繼美歐和日本之后世界原創新藥的發源地”。

 從創新到創業的轉變

 牛洪森1988年底赴美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就職于美國Ames國家實驗室從事化學研究。1994 從愛荷華州立大學畢業獲化學和毒理學博士學位,然后加入美國制藥工業界從事新藥研發和制藥管理。在之后的十多年里他先后在跨國制藥公司賽諾菲-安萬特和默克制藥擔任資深科學家Senior Scientist,研發主任Study director, 和全球CMC新藥研發團隊主席 Chair of Global CMC team,參與和組織了在癌癥,CNS神經系統用藥和風濕藥治療領域的新藥開發.

 在近二十年的跨國企業新藥研發職業生涯中,牛洪森參與了從小分子化學藥到生化醫藥及重組蛋白和抗體新藥的眾多研發項目。作為全球CMC團隊主席,他負責新藥項目開發在全球范圍的戰略規劃,技術研發,標準制定,外包管理,項目引入及外部合作。他所領導的全球研發團隊成員由公司不同部門的主管和負責人組成,研發活動涵蓋從早期藥物候選分子篩選到臨床前毒理安全動物試驗和I期II期III期臨床研究階段;協調各跨部門研發包括藥物化學,中試放大,安全評估,藥理藥代,制劑工藝與分析方法,GLP/GMP審計,CMC報批文件編寫及與FDA溝通等,在新藥開發和項目管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為了更系統地掌握現代新藥的研發和先進醫藥規范管理,他于2006年起在工作之余專門職攻讀了著名的美國天普大學藥學院的制藥管理碩士的新藥研發系統課程學習。在這段時間里,他更多地關注到國際醫藥發展和國內醫藥研發狀況,并暗暗萌生了回國創業的念頭。在2008到2010兩年里牛洪森多次回國考察并受邀參與國內醫藥項目評委與交流和講學。在此期間,參與了多個中美生物技術新藥項目授權轉讓和biotech制藥公司投資并購。

 在經過了幾年的準備后,牛洪森先后在美國創辦了梅森醫藥技術公司(PharmaSolution LLC)和麥科羅夫制藥股份有限公司(McCullough Pharmaceuticals Inc.)。2011年在中國南通注冊成立麥科羅夫 (南通)生物制藥有限公司,從事抗凝血生化藥和人重組蛋白抗癌新藥和單克隆抗體生物藥開發。南通公司設立是為了利用中國出口加工區“境內關外”的優惠條件,研發生產符合歐美市國際規范市場的高端醫藥產品。南通聯亞從2006年起在南通開創了中國第一家有特色的國際制藥的成功范例。南通麥科醫藥的計劃是像南通聯亞一樣在中國出口加工區做一個以國際規范管理的國際制藥新嘗試。

 2013年公司籌劃收購位于南通出口加工區的挪威制藥廠“耶賽明”,經過了一年時間的談判最后未能成交。之后為了配合與諾華合作的一個抗凝血新藥開發項目,公司在另一城市收購了一家原料生產企業。在新藥研發方面,南通公司在兩年內建立了生物藥研發實驗室,完成了一系列的前期質粒構建和放大實驗。2014年公司所在開發區創業中心大樓房搬遷,原來占整個一層樓的實驗室和辦公場搬入新樓面臨重建。這時牛洪森與投資方一起策劃做了新的戰略調整,將部分研發中心設備和部分團隊成員遷到了上海。

 2014年到了上海后,牛洪森在籌備新公司的同時開始參與到一家投資公司新的醫藥基金。作為醫藥投資基金董事總經理,他接觸了很多不同的國內和海外回國創業投資項目,也參與到幾個前沿生物技術領域新公司的創立。而正是這一身份的轉變,讓牛洪森感到找到了令他感到無比興奮的一個新的天地。

 從創業到投資的角色轉換       

 經歷了幾年的創業又到投身醫藥投資,牛洪森更體會到資本對推動創新的關鍵作用。中國創新醫藥面臨的瓶頸是資本對創新的投入不足,而在早期醫藥開發方面的專業投資人也不多。進入投資領域對牛洪森不僅僅是身份和角色的改變更重要的一種思維方式改變。牛洪森希望借鑒美國投資新興生物技術公司的成功經驗在中國開創一種新模式。

 在創業期間牛洪森被入選柳傳志創辦的“聯想之星” 參加為期一年的CEO特訓班,柳傳志著名“技工貿”還是“貿工技”的討論以及的“建班子,定戰略,帶隊伍”為主要內容的“管理三要素”給了他在創業理念上一些很深地感觸。而結合自己多年獨立創業的實踐經驗和失敗教訓,他也更能夠從創業者的角度思考未來資本投資的方向和選擇。

 牛洪森說,新藥研發是個產業鏈,有特殊的行業規律。如果不太熟悉創新醫藥的行業規律,可能就會認為早期項目投資風險太大或者認為不是一個好的策略。新的發展形勢需要我們的投資者和創業者有新的思維。其實新藥研發的每一個階段都是商品,并不是一定要做到最后上市銷售。在美國Biotech醫藥創新公司和項目的投資在1-3年就可以增值退出,可以比其他領域的投資周期更短。這種模式在中國可能還沒有普遍認識,政府醫藥園區評估項目也經常是關注何時上市銷售。不少創業者把技術項目和創業公司也經常是當成自己的孩子有了感情,總是要從頭做到底。世界上創新醫藥發達的地區如美國的波士頓和硅谷也是投資創新醫藥的資本密集地。他們多年來對新興biotech 公司的發展和投資已經形成了一套成功模式和經驗。美國有很多個投資早期Biotech投資基金的投資回報能夠比其他的基金回報和投資效率能高很多,而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早期創新醫藥的特點和投資方式。

 牛洪森強調說,投資成功的關鍵是要實現資本增值和投資效率。現代創新醫藥研發產業鏈上經常是不同類型的公司有不同分工。院校研究所和中小企業Biotech創業公司以及大公司在新藥開發的不同階段可發揮不同的優勢。有的能做好早期藥物研發,未必適合和能做好后期開發。即便真有這樣的能力,一條路走下來,時間成本很大,資本投資效率也不高。世界制藥工業新藥研發中多年來的一個普遍困擾著國際大型跨國公司研發的問題就是管線匱乏和研發成本不升高。中小藥企與跨國企業合作與授權轉讓是一個重要的方式。牛洪森分析認為,國際大型跨國公司對投資和引入在臨床Ⅰ期Ⅱ期的項目有很大需求,他們往往在很早期的種子階段就開始關注和投資到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前沿的技術項目和平臺。中小公司的早期項目研發效率可能比大公司高,但后續投入與全球開發資源不足。小型生物公司BD在整個研發過程中都需要不斷地與外界合作和尋找資源。據報道,2011-2015年美國FDA批準的170個新藥分子中有65%是來自小型生物技術公司,69%最終是由全球最大的25家跨國制藥企業推向市場。歐美大型跨國公司的管線研發項目中有約70%左右是來自對小公司收購或授權,而這就給投資和創辦Biotech生物制藥公司提供了發展和成功退出機遇。在創新研發中大藥廠與小型生物技術公司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生態體系。

 牛洪森在2016年的一次創新醫藥與投資峰會上發言時強調這樣的理念“公司成長壯大是成功,轉讓退出也是成功。”他表示,“賣掉公司不是壞事,退出后創業者可以再做新的公司和新的項目,就像生命在不斷延續”。他認為新藥研發在全球范圍應該有不同的策略。有些創新項目可能是專注中國市場臨床研發為主,而早期原創新藥的思路最好是全球性的。

 牛洪森談到投資基金也往往是專注不同階段,有的專注投資早期有的專注中晚期和并購。有人也問過牛洪森“看藥的標準”,他回答:“沒有一定的標準,不同項目有不同的要求。早期項目我們有的主要看技術然后再看人,很多的技術發明人并不一定適合創業或經營公司。我們的投資邏輯是發現真正創新價值和能代表未來方向的創新靶點和生物技術。但無論什么項目創新的前提條件是一定要有令人信服的科學依據”。另一方面,他也承認,“早期創新醫藥項目的成功也要靠運氣”。他補充道,“再有專業經驗的專家都有馬失前蹄看走眼的時候。也正由于不確定性,投資早期創新項目和biotech創業公司才是最有魅力的地方所在。”

 抱著這樣的心態,他仿佛并不懼怕失敗的風險。“實際上投資創新醫藥實際上可以比投資其他行業有更快更好地回報和資本投資效率。”他說,“我們的團隊特點是由有中外創新研發經歷的資深醫藥專家所組成,核心成員都有親歷不同的創業經驗。這一點可能有別于其他醫藥投資機構。”正是如此,他將籌建的基金叫做“藍石”(BlueRock Venture),希望能像從賭石中發現藍寶石那樣,不斷地從早期創新項目中尋找到能閃閃發光的寶貝財富。

 以資產為中心創業投資模式的實踐者

投資和創業都有風險,關鍵是如何才能分散風險并得到更高回報。牛洪森介紹說他最近兩年來一直在研究美國的biotech公司那些成功與失敗背后的商務操作和資本運作,尤其是對美國那些專注于投資早期創新而發展出的資產為中心“主動投資”理念和模式產生了極大興趣。這種投資方式往往是資本對企業界和學術界新興的偉大科技成就或概念保持關注,并與才華橫溢的企業家與技術發明者合作,圍繞新技術或新概念推動創建新的創業公司。

談到主動投資組建創新合伙制創業公司Biotech的實踐與成功經驗時,牛洪森提到美國幾家表現杰出的早期醫藥投資公司,這種新的投資模式為投資人帶來了比傳統投資更高的投資回報和資本投資效率。為此牛洪森在2016年9月的上海亞太國際醫藥峰會上針對投資早期創業公司的以資產為中心和“Build-to-Exit”投資模式進行了一次演講。牛洪森希望以及新的創新醫藥投資理念構建一個“像創業一樣地投資,像投資一樣地創業”的新型新藥投資模式。

回顧美國非常成功的基因泰克公司,30年多前早期創立就是風險投資家Robert Swanson敏銳捕捉到機會,然后主找到生物化學家DNA重組技術先驅者HerbertBoyer教授共同策劃創立技術公司。在公司的創立和起步階段,風險投資人Swanson作為新創公司的共同創始人和董事長/CEO為公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也為早期投資資本造就了奇跡,基因泰克的市值在短短兩年時間內從40萬美元上升至1100萬美元。

如果說基因泰克公司投資成功是偶然個例的話,牛洪森說道,那么近10年來在美國興起的這種投資早期醫藥創新的方式已經發展為相當主流的投資模式。這其中非常成功的三石投資就是主動投資和“Build-to-Exit”投資模式成功典范中的佼佼者。這家公司2007年是由波士頓的一家中小型制藥公司出來的3位制藥界專家所創立,公司主要投資創建具有突破性技術生物醫藥公司。三石投資由于創新投資策略與業績方面高人一籌,被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科技評論雜志評選為“全球最聰明的50家公司”之一。經過短短幾年的發展,三石投資業績已經在全球2016年投資生物技術Top100風投公司評選中排名第二。

牛洪森介紹說他們未來主要投資方式是以扁平化的資產為中心“Asset-Centic”的虛擬項目公司研發和管理模式,這是與目前傳統的以公司為中心的方式形成鮮明對比。以資產項目為中心的投資理念和要素是,實現創新醫藥資產的流動性。單個項目資產可以方便的形式融資,出售,合作,可以更早的對候選藥物或進入臨床研究申請的藥物進行交易并獲得退出回報。將主動投資合伙制模式與單一資產項目公司形式相結合,可以是按虛擬化運行不追求大而全的公司設置。單一資產項目公司新藥項目開發主要以IP + 高端人才團隊+ VC+ CRO模式運作,這樣的公司運行高效,資本投資效率很高。以單一資產項目“為中心的Asset-Centic ”公司的特點是一般只有少數幾個人管理即可,而公司背后的董事和科學顧問的人數往往比管理團隊人數還多。被投資的公司是由投資者領頭組建,投資公司往往在起步階段挑選和派出有經驗的代理CEO和其他管理團隊角色。投資人合伙人Partner或者任命風險投資合伙人Venture Partner或企業家創業伙伴EIR是公司創建時期的管理和組織者。投資合伙人或風險投資人可視情況同時擔任多家創建和參與公司的共同創始人或董事(長)/CEO。公司的技術發明人和科學家教授可作為創始股東或擔任科技顧問或CSO,但一般不會全職成為公司核心管理層。公司在一定階段可聘用正式CEO,或其他COO,CSO,CMO等。

“我們在上海和紐約成立新藥研發平臺和投資運作中心。”牛洪森說,“公司是一個開放合作和創業合伙制投資平臺。我們專注于單一資產或者來源于新藥物發現平臺的項目資產組合,并圍繞每個具體asset 項目公司建立基金和共同投資”。項目初期的主要工作是組建經驗豐富的高效核心團隊和國際商務開發,研發項目虛擬管理主要是與CRO合作。

牛洪森表示“中國創新藥將迎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我們投資早期創新醫藥的模式實際上也是推動中國創新融入到全球新藥創新體系的嘗試。這種投資運作模式使我們能專注于研發價值躍升最大的階段,如將項目開發至IND臨床申報或POC概念驗證階段,從而可以避險風險和增加成功率,也使投資資本密度降低。”牛洪森說,貫穿這一切投資活動的主題就是資本效率,從項目開始就會設計考慮著各種合作和退出。為此他們與國際著名跨國公司和國內公司建立了密切的聯系。這種模式要求投資合伙人可能既是投資管理者也是創業啟動經營者,不僅需要有深厚新藥研發背景也需要豐富創業經驗和國際商務開發渠道。

談到這里,牛洪森向我們特意提到蘇比亞(SUBIA)– 中美生物醫藥創業投資促進會組織。蘇比亞是牛洪森和十幾位中美專家于2014年共同創辦的一個中美醫藥交流平臺和創業生態圈,由在中美兩地幾千位制藥專業人士,創業者和投資者等專業人士組成,有4個微信群。蘇比亞可以為投資項目提供項目來源,科學咨詢和投資咨詢,可以提供國際人才資源。其成員主要在世界生物醫藥密集的地區,包括美國的波士頓和加州硅谷,紐約和新澤西,中國的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為了促進中國孤兒藥的開發和政策出臺,2015年蘇比亞邀請了中外20多位資深專家和國家衛計委有關方面主辦了蘇比亞“2015北京罕見病/孤兒藥論壇”。此外,蘇比亞醫藥投資人平臺有600多專注生命健康領域的投資人群體,共同投資和交流分享。

近兩年來牛洪森一直在注美中兩地及全球其他地區的早期醫藥創新創業項目,同時也在整合多項新藥發現技術平臺作為虛擬合作。他說,雖然創新創業資產項目可以來自全球任何地方,但公司運作在中美兩地主要以張江和在波士頓為中心。中國有資本和開發優勢,美國有項目和人才資源。公司重點關注真正意義的創新醫藥技術與突破,構建以科學和研發為驅動的新型投資模式,與科學家和企業家一起共同創建創新企業。

 

參考資料

[1]微信公眾號同寫意(ID:tongxieyi),牛洪森:中國新藥開發國際化的實踐者|寫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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